明式傢俱

　　記者_李純 mSATA上海報道
　　1980年，剛剛評上復旦外文系副教授的陸谷孫給時任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寫了一封滿腹牢騷的信，信中陸谷孫反問校長：“美國固態硬碟教中文的人是不是也要考某種考試，為什麼硬要我們教英文的考托福？”
　　事情起因於當年年初教育部下的一個通知：全國45歲以下的英語教師都要參加托福考試，並將考試成績商務中心作為評定各個高校英語教學水平高低的標準。
　　教育部的命令傳到復旦，系領導對陸谷孫說：“你一定要考，可以幫學校把平均分拉上去。”一紙規定把高校里的教師弄得人心惶惶——“托福是個啥東西，多數人還不知道。”在參加托福考試的教師名單里，陸谷孫是唯一的副教授，此前褐藻醣膠已經參加過兩本英語詞典的編寫工作。領導的話讓愛面子的陸谷孫壓力很大，他回憶說：考砸了多丟人啊！
　　托福考試的前幾日，適逢陸家遭遇變故：陸谷孫的二姐去世了。頂著高燒、心情灰暗的陸谷孫考了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托福，成績為647分，竹北買房子和一個學生併列上海市第一。
　　回憶起這件事的時候，上海的天氣和30多年前一模一樣，屋外雨點落個不停。談話中，這位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大家，向記者強調了三次：“這件事你要多寫寫，可以看出教育部的那幫人有多折騰。”
　　上個月初，英語退出高考的消息傳出，社會嘩然。陸谷孫搖搖頭，難掩失望的情緒：“現在整個社會的觀感不對，語言和國家完全是兩回事情。我們拭目以待，英文的權重下去了，中文是不是就能學好？這是整個教育文化程度的問題，我再三強調英語和中文不是零和游戲。”
　　時代的癥結
　　接受採訪時，陸谷孫剛剛從醫院出來在家靜養，他盤腿坐在客廳的舊綠皮沙發上，說一段話就要用手撓腦袋瓜，一頭白髮被他捋得往右偏，好像在做一道很難的數學題。他說話的時候聲音洪亮，但是精力有限，說一段話就要停滯幾秒，用力呼吸，接著講下一段。
　　幾個月前，也是接受記者的採訪，聊完天以後拍照，“啪啪啪，把我搞得很累。”隔了幾天，有一個學生打電話給他，發現陸谷孫說話口齒不清，於是立刻把他送到了醫院。醫生診斷為腦梗。
　　在醫院的時候，陸谷孫的學生去看望他，要給他放點音樂。沒料到陸谷孫點的都是俄國歌曲。“我突然感覺到，為什麼我那麼喜歡俄國音樂？哦對了，中學時代。”
　　陸谷孫直到17歲考上復旦大學英文系才開始學英語，“我們這代人的教育還是有缺陷的，跟民國時期西南聯大這種不可同日而語。”
　　陸谷孫說的“缺陷”是一個時代的癥結：在他青少年年時期，俄語而非英語是中學生們的必修課。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和蘇聯首先建立了友好同盟關係，蘇聯在中國建國恢復時期提供的援助資金高達中央政府投資的14%以上。學俄語成了中學生的必修課，很多原先教英文的老師只能從字母訓練起，邊自學邊教學生俄語。
　　“以俄為師”的風潮使得學俄語成為了一項光榮和進步的事業，如果誰大學考上了俄語系一定非常得意。上海外國語大學直到1956年還叫做“上海俄文專修學校”——上海市市長陳毅親自提出要建一所專門培養俄語人才的學校；而當時的北京外國語大學甚至給每個班配了一個蘇聯教員教授口語，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60年蘇聯專家的全線撤退。
　　陸谷孫和其他中學生一樣學習俄語，甚至熱情更高。他背普希金的詩歌，讀屠格涅夫和契科夫，每個禮拜天到中蘇友好協會跟著俄國外教學唱俄語歌。不同的地方在於，下課以後，陸谷孫常常會走很遠的路到滬江電影院旁的小書攤，每個月花兩塊錢，借各種文學書籍。尤其愛看翻譯的英文書、法文書，比如《紅與黑》、《三劍客》、《茶花女》等等。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些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書用骯髒褶著皺的牛皮紙包起來，“褶皺裡面不知道有多少細菌。”
　　這種對外國文學的喜愛與陸谷孫自小從父親陸達成那裡受到的教育分不開，“父親給我‘汰腦子’。”
　　陸谷孫還記得在餘姚老家的五年，父親陸達成對他們兄弟姐妹的管教嚴格：一方面要求兒子背誦晦澀的古詩，據陸谷孫後來的猜測，父親是借兒子背誦的古詩寄托對亡妻的悼念；另一方面每晚講授法國文學——陸達成畢業於上海中法學堂，曾經“單日學中文，雙日學法文”，把中國小說譯成法文，並用法文寫作長篇敘事文。
　　父輩教育帶來的影響伴隨了陸谷孫的一生，當陸谷孫填報高考志願的時候他希望追隨父親的腳步學習法語，不料第一志願落榜，轉至復旦英文系。
　　而當時，經過1952年的全國院系調整，上海集中資源辦復旦大學，復旦英文系一時間群賢畢至。現在看來一所高校能夠同時雲集如此之多的外文大師簡直不可思議：西方哲學史專家全增嘏、精通莎士比亞的林同濟、研究英語慣用法的先驅葛傳椝，包括陸谷孫後來的導師徐燕謀，錢鐘書曾承認“舊體詩作不過徐燕謀”。這些人後來成為陸谷孫口中亦師亦友的“英語票友”。
　　“英語痴人”
　　陸谷孫第一次因為英語感到緊張，是在1963年。復旦外文系主任楊豈深讓他教當時大五的英文系學生英美報刊選讀課程。而當時他剛剛本科畢業，還在讀研究生一年級。“前天晚上我把所有上課時候要說的話一句一句寫下來，然後對著鏡子一遍一遍操練。”陸谷孫說。在回憶之時，他突然反問：“你看我現在上課還用得著這麼做嗎？我已經從必然王國跳到自由王國了。”
　　為了跳躍到自由王國，陸谷孫成了“英語痴人”。1958年，毛澤東提出“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口號以後，復旦每周組織兩次政治學習。每到周五周六，學生們背個包蜂擁到登輝堂聽黨委書記楊西光講政治報告。陸谷孫拿出小本子，把楊西光的政治報告的要點用英文全記了下來。
　　一段英文材料，陸谷孫會反反覆復地聽，精確到每一個單詞。他記得那時候聽過一段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寫的文章，這個記者以首先發表了毛澤東“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言論出名。陸谷孫像得了強迫症似的要把文章里的每一個詞聽明白，“一個單詞沒聽懂就像吃了蒼蠅一樣難受。”
　　“文革”以後，外文系的很多老師因為翻譯過外國文學被認定為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革命的對象。陸谷孫被打成逍遙派，紅衛兵曾指著他的鼻子對學生說：“這些人，你們以後不能叫先生。”
　　“‘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沒學英語，成天都是革命。我又不會革命，被打成逍遙派，逍遙派乾什麼呢？就是看書。看完書以後就和小朋友們講故事，《基督山恩仇記》我可以全本講下來。”陸谷孫說，“因為四人幫的關係，我反倒讀了不少英文書。”
　　當時上海市委寫作小組是四人幫重要的筆桿隊伍。寫作組需要及時瞭解資本主義國家的動向，陸谷孫英文好，成了寫作組的外文編譯員。他因此獲得了閱讀大量外文資料的機會，“中央情報局長換人、美國高官調動、洛克菲勒如何發跡、報業巨頭赫斯特的女兒遭綁架，這些都要翻成中文給寫作組看，”陸谷孫突然笑起來，“結果赫斯特的女兒和綁匪一起搞革命去了”。
　　除了翻譯外文情報資料，1970年，沒有資格教書的陸谷孫被分配幹了一個從此與他相伴一生的工作—— “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讓他去編《新英漢詞典》。
　　“文革”前，最普及的英語工具書是由鄭易里在民國時期編寫的《英華大詞典》。而到1966年以後，這本被認為有太多“封資修”毒素的詞典成為了被批判的對象，陸谷孫要重新編寫一本政治正確的詞典。
　　曲線救書
　　30歲的陸谷孫開始了編詞典的“匠人”生活，他是編寫組裡的新生代，上有林同濟和葛傳槼等老一輩學者，再往上是領導這些老學者的工宣隊。《新英漢詞典》的編寫過程是保有學術底線的編寫組和姿態強硬的工宣隊一場持久博弈，陸谷孫回想起來那就像一齣“荒誕劇”，編寫詞典和鬧革命一樣有著紅色年代的定製流程。
　　第一步，以大批判開路。遠至牛津、韋氏，近到“文革”之前的以《英華大詞典》為首的國人所編寫的詞典，編寫組需要揪出裡面的毒素，將這些反面教材作為靶子批判一番。比如《英華大詞典》在第一頁“a，an”詞條下以“我們需要一個林肯式人物（we need a Lincoln）”作為例句，立刻召開工宣隊的詰問：“這兒到處鶯歌燕舞，需要林肯，想乾什麼？”
　　第二步，“以我為主”。這是工宣隊給編寫組立的一個口號，即把最先進的“文革新生事物”收錄進詞典對外宣傳。工宣隊發動編寫組夜以繼日地研討例句應當容納多少條毛澤東語錄，如何宣傳“樣板戲”、“五七幹校”、“上山下鄉”等新中國的文明成果。甚至有人提出，應當將以字母順序列表的傳統編寫架構推翻，代之以“紅”與“黑”、“積極”與“消極”的詞彙表，比如革命屬於積極詞彙表，反革命屬於消極詞彙表。
　　在工宣隊的政治高壓下，陸谷孫將自己所做的工作稱作“曲線救書”。他明白英語詞典是工具書，而非政治課本。為了維持詞典的實用性，陸谷孫藉著自己給“四人幫”和其他機構的編譯工作，和編寫組其他人員偷偷交流著英文書刊，甚至設法弄來一本美國最新出版的英文詞典，“走私”似地把鮮活實用的英文混雜在“紅色語錄”中間。
　　這幫英語票友救書心切，“一張張的校樣因為添加內容太多，只得分用紅、藍、黑、綠各種顏色的水筆，以示區隔”，工宣隊看到校樣斥責說：“你們打翻了墨水瓶嗎？”
　　《新英漢詞典》前後編寫了5年時間，陸谷孫說： “我把《新英漢詞典》的編寫，看作我的學徒期。”
　　和陸谷孫一起編這部詞典的還有他的老師葛傳槼。這位從沒留過洋靠著自學的英語天才，曾經給英國King’s English 詞典主編H.W.Fowler寫了一封信，挑出了他詞典里的幾十個錯誤。Fowler在回信中不僅承認詞典存在錯誤，更驚異於葛傳槼地道的英文：“雖然信件很長，卻沒有一處顯露出此信件出自一位非英國人之手。”
　　陸谷孫在編詞典時常常和葛傳槼發生善意的爭執。陸形容他的老師是一個“絕對的形式主義者”，“比如兩個小孩打子彈球賭輸贏，英文叫We are playing for keeps，葛傳槼非要翻譯成“規定的贏者可占有所贏得的東西地”。他認為狀語就一定要加‘地’才規範。我說葛先生難道navy你不翻譯成海軍而翻成一個國家所有的艦支以及艦支上服役的士兵們嗎？”
　　“沒有用，葛傳槼不聽。最後我就自己改了。”陸谷孫說。
　　這部編寫於“文革”時期的《新英漢詞典》自1975年第1版問世後，創造了中國辭書出版史上的銷售奇跡——一本字典賣出了超過1000萬冊。“《新英漢詞典》的暢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文革’之後知識界對西方文化的渴求。”陸谷孫的學生朱績崧說。
　　現居香港的翻譯家黃燦然還記得，1990年他去《大公報》編輯部考國際新聞翻譯，帶著的唯一一本參考用書便是這本已經被他翻閱得殘破不堪的《新英漢詞典》。
　　難產的國家任務
　　1976年，也即《新英漢詞典》編輯出版之後的第二年，為了增加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影響力，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拍板要編寫一部大型的英漢雙語詞典——《英漢大詞典》，這是一項國家任務。任務隨即指派到上海，剛剛編完《新英漢詞典》的陸谷孫又被調派到新的編寫小組中去了。
　　“‘四人幫’覆滅，‘凡是派’下臺，我在重返講臺的同時卻總是擺脫不了造化的擺弄，從《新英漢詞典》到《英漢大詞典》，欲罷不能，教書之外，成了一個專門編詞典的匠人。”陸谷孫後來在文章中感嘆。
　　《英漢大詞典》草創的時候還處在“文革”末期，很多教員趨之若鶩，因為編詞典就可以不用去“五七幹校”勞動，一時間編寫組的成員多達108人。而到了改革開放，很多人因為出國或者更好的工作機會相繼放棄，最少的時候編寫組只剩下17人，“就像個濾網，人越來越少。”
　　不久前，一位在聯合國做翻譯的女士去看望陸谷孫。她是當年少數由陸谷孫招募進編寫組的。作為進組的條件，陸谷孫讓她每天背一首唐詩，“小女孩倒是都做到了。” “四人幫打倒了，科學大會開了，改革開放以後很多人出國考研究生，人都往高枝飛嘛。像這個小女孩去了華東師大讀研究生，後來出國到聯合國做翻譯。”陸谷孫說。
　　編寫組慢慢萎縮，最後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殘”。編詞典從福利變成了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那個時候經費極其菲薄，也沒有像現在高校里的項目。編寫組一分錢都沒有，我們都是靠自己原來的工作單位發工資。”
　　在人力和物力十分匱乏的情況下，《英漢大詞典》的編寫工作像是一場過於漫長的馬拉松，太多的運動員中途退場，上面的領導都覺得這場馬拉松跑不完了。
　　 在這場長跑中，陸谷孫鞠躬盡瘁，除了上課，他的全部時間都傾註在編詞典上。為了趕進度，陸谷孫不但管內容、編輯還要和出版社甚至印刷廠打交道。那時印刷廠只有少數的一兩家，為了保證詞典排印的質量，得和印刷廠搞好關係。陸谷孫不得不打電話一再拜托印刷廠：你能不能這個禮拜印完而不是拖到下個禮拜。
　　沒有經費，編寫組甚至買不起專門印製的卡片。他們找來印刷廠多出來的印封面的紙，裁剪成四方形狀，然後在背後的空白麵記錄詞語和例句。
　　這些編纂的困難被記錄在了陸谷孫18冊的工作日記里，現在大多由他的學生朱績崧保存，“詞典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詞典是在編纂過程中死亡的，編著編著大家會覺得不用編了別人已經做了，或者有人要出國了不編了，我們國家有好多詞典項目都是這樣。”
　　1986年，陸谷孫在上海衡山賓館的一次會議上被正式任命為主編。而《英漢大詞典》的編纂工作已經持續了近10年，上面的領導早就不把這部詞典當回事兒了。陸谷孫心裡憋著一股勁，當場立投名狀：詞典編完之前不出國、不寫書、不兼課。
　　“當主編這件事情，開始爭論很大的，一直沒定，因為我太年輕。可是我就很當然地要做主編，當時他們領導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裡面，也不管我們，讓我們自生自滅。還有以前一起編詞典的同仁相繼去世，我覺得我有一種擔當。”陸谷孫慪氣似地：“我反感，我來火了，你這麼不重視我，我倒要做一點讓你重視的事情來。有點這個挑戰，他們實在太不重視我們了。”
　　這次任命不久後，陸谷孫帶著一疊A字部的草稿，前去北京向老一輩學者彙報編纂情況，爭取將《英漢大詞典》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的重點項目，這樣編寫小組能拿到4萬元的獎金。“那場彙報就像是研究生陸谷孫去答辯畢業論文。”負責《英漢大詞典》出版工作的張穎說。
　　這一點也不誇張，聽取彙報的都是屈指可數的大師級人物——許國璋、王佐良、楊周翰、李賦寧被稱為英文系的“四尊大佛”，在場的還有季羡林。那次成功的“答辯”讓陸谷孫在學界嶄露頭角，王佐良聽完陸谷孫的回答說：“I’m convinced.”
　　1991年，難產了15年的《英漢大詞典》在陸谷孫主持下出版，成為第一部由國人自行規劃設計、自訂編輯方針的綜合性英漢詞典，在查得率和收詞量上的成績前無古人，“缺點嘛也有很多，這個我自己心裡清楚，不過總算是弄出來了。”
　　Role model
　　詞典出版前，陸谷孫托《文彙報》總編陸灝帶著詞典的書稿前往北京拜訪錢鐘書，並請錢鐘書題寫書名。
　　“剛開始，我做徐燕謀的研究生。做了一會以後，徐燕謀說不行，你的路子比較野，我教不了你。他說我給你介紹到錢鐘書那裡去。徐燕謀是錢鐘書父親很喜歡的學生，他倆的關係一直很好，但是錢先生沒有接納我。”陸谷孫解釋當年為何沒有親自面請錢鐘書題詞，“我這個人也有一點pride，從此以後我即便去了北京，也從沒拜訪過錢鐘書，包括楊絳。”
　　 幾個月前，楊絳寫信給陸谷孫，希望陸谷孫給即將出版的《錢鐘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寫推薦，這樣可以為書稿爭取出版基金。陸谷孫回信：“楊先生，這不該我來寫的，折煞我也。我只好勉為其難。”
　　陸谷孫的語調間夾雜著拜師未果的失落和對錢博聞強識的景仰，“其實我是沒法子推薦的，他太高了，他的學問太多了。”
　　在復旦南區的陳舊老樓里，陸谷孫獨自生活，編寫詞典依然是他每日的主軸。
　　採訪接近尾聲，陸谷孫突然起身：“我正在編漢英大詞典，我去拿草稿給你看。”
　　陸谷孫將用黑色簽字筆改動得密密麻麻和草稿放在桌上，他說：“這件事情做完了，差不多也成了林語堂和梁實秋。”林語堂和梁實秋都曾以一己之力分別主編了《當代漢英詞典》和《遠東英漢大辭典》，在語言學界有開山之功。
　　“他們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Role model（榜樣、模範）。”陸谷孫回答。
　　（實習記者曲瑋瑋對此文亦有貢獻）
　　 　　（原標題：陸谷孫：英語和中文不是零和游戲）